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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是，全球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。1999年，家电业巨头TCL选择越南作为全球化的起点，但很快就遭遇现实的考验：日韩品牌先行占据当地消费者心智，TCL的电视机难以获得快速认可。连续18个月的投入巨大，却鲜有回报，随后在北美等市场遭遇合规监管、品牌认知度低等难题。TCL的全球化之路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，但又很坚挺。如今TCL深耕海外近三十年，在越南、波兰、墨西哥等地建设制造基地，在美国、欧洲设立研发中心，全球员工超8万名，海外员工占比超40%。

　　“通过在北美、欧洲、东南亚等区域的实践，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并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，而是要在海外形成产业链、价值链乃至文化链的深度链接，这也让我愈发坚信‘全球化就是本土化’这一命题。”TCL创始人、董事长李东生表示，TCL不断构建形成“全球制造+在地研发” 的模式，实现了从“产品输出”到“能力输出”与“生态落地”的战略跃升，才能使企业穿越贸易壁垒，线年上半年，TCL整体营收1728亿元，其中海外营收817亿元，占比约50%，增长15%。

　　而比亚迪的全球化之路，重新定义了中国制造业的出海逻辑，彻底打破了 “靠低价走量” 的传统困境。其独创的刀片电池通过针刺、挤压等7项极端安全验证，循环寿命达3000次以上，相关技术指标被纳入多项国际标准；海豹车型通过欧盟WVTA全项认证，涵盖安全性能、环保指标、网络安全等15项强制性法规要求，成为中国汽车通过全球最高级别标准认证的典范。基于技术标准的底气，比亚迪实现了精准的全球市场布局：在日本推出符合K-Car规格的产品，在南美打造适配当地路况的皮卡车型。

　　“实际上，我们在前几年就对广东的战略性产业集群做过一次调研，像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汽车、智能家电行业都走过一遍，发现了非常好的一个趋势，就是大湾区在这些产业的上游布局越来越多。过去我们注重于做下游，‘微笑曲线’就是在说加工制造较低端，忽略了上游的研发设计这一端。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、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指出，当新一代粤商群体从“拼价格、拼规模”转向“拼创新、拼价值、拼品牌”，整个区域经济便获得了穿越周期的能力。